1933年3月31日，十六岁的我成了佐世保海军基地的一名新水兵。佐世保在我家东面约五十英里。新的、可怕的训练生活开始了，这真象一场恶梦，幸亏哺育我的武士道精神帮忙，使我忍辱负重，渡过难关。
我们在海军受到的粗野的训练，美国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人，简直难以理解和无法相信。假如海军士官们认为有必要罚人的话，他们对手下的新兵严惩起来决不会犹豫片刻。每当我犯了点纪律，或是在训练中发生了错误，往往一个士官从屋里把拖出来。
“向墙站着！弯腰！新酒井！”士官咆哮着，“我这样做不是恨你，而是爱你，希望你成为一个好水手。弯下去！”说罢，他举起一块大木板子，使尽全身力气，对我撅起的屁股，噼噼啪啪地打起来。不停的抽打，痛之入骨，除了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外，别无选择。有时，我数到四十大板时就痛得晕过去了。然而，即使倒下去不省人事，也不会逃过继续挨打。士官会向昏倒在地上的我，浇上一桶冷水，大喊大叫地把我弄醒，要我象原来的样子站好，尔后，继续执行他的“纪律”，直到他满意，直到他觉得我不会重犯类似错误为止。新兵们竭力不让自己的同伴犯过多的错误，因为只要我们之中有一人挨揍，那么其余五十名新兵都得受顿毒打。这么一顿打之后，要想在床上躺一下都不行。还有，当我们挨板子时，是从来都不许痛快地哼一声的。一个人受了“家长式的纪律”，哎哟哎哟地叫苦叫痛，那就不管他是谁，要么被乱脚踢一顿，要么从屋里拖出去再打再打一次。
很明显，那样的处罚对士官先生们来讲，并不过瘾。他们在使用自己的权力时，是彻头彻尾的暴君。这些人，多数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似乎命中注定他们这一辈子是个士官头衔，他们的拿手好戏是吓唬新兵，如对待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把这些人看作虐待狂、野兽、坏种。
六个月难以想象的严格训练，把我们一个个变成了驯服的牛。我们从不敢过问命令或怀疑上司。除了雷厉风行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外，不敢干任何其它的事。我们是些只知服从，没有思想的机器人。
新兵集训包括体育锻炼文化学习和军事操演。那挥舞的木棍令人颤抖，那疼痛的屁股和表紫的皮肤，叫人坐卧不得。
经过新兵训练，我不再是几年前离开穷乡僻壤、在东京的学堂里称王称霸的那个雄心勃勃热情洋溢的少年了。我认识到，对长官只能唯命是从，个人的自尊心已丧失殆尽。不过，无论是在训练期间还是在以后日子里，一提起那些残暴的士官，我就怒火中烧。
完成陆上训练后，我被分配到战列舰“桐岛”号上去当见习水手。海上生活也够受的。
1935年，我成功地通过了海军炮校紧张的入学考试。六个月后，我升为正式水手，并再度分配到海上服役。这回是在战列舰“春野”号主炮塔当名十六英寸炮炮手。
真是时来运转，在“春野”号上没干几个月，我就被提升为下士，成了一名未授正式军衔的军官。
日本帝国的武装力量分为两部分－陆军和海军。两大司令部均有自己的飞行部队，作为一支独立的空军军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未被人考虑过。
三十年代中期，所有海军飞行员都在东京东北五十英里的土埔海军航空党校受训。该校学生有三种人：一是从日本西部江岛海军学院毕业的少尉；二是服现役的士官；三是自愿以一个学生驾驶员开始他们海军生活的十来岁青少年。
日本与美国全面交战后，日本海军就拚命扩建飞行训练设施，试图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战斗机驾驶员。然而，1937年时，这种大批训练驾驶员的观念还没形成。驾驶员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全国，只有最有资格的候选人才有希望被考虑。土浦飞行学校只收少量申请者。1937年，我提出申请。驾驶班的七十名成员是从一千五百多个有希望的应试者中选出的。当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七十名受中士官的名单上时，真是欢喜若狂。
土埔训练紧靠一个大湖，并与一机场相邻。机场有两条跑道，一条长3000码，另一条长2200码。机库能放几百架飞机，机场里总是忙忙碌碌的。
说实在的，我对等待我去执行的、海军的每一项新训练计划都很吃惊。几乎一踏进这所新学校的门，我就感到，以前在海军所接受的训练，简直不足挂齿。我惊讶地看到，佐世保海军基地的训练规矩与土埔的比，确实是小巫见大巫。而那个海军炮校恐怕得说象这航空学校旁边的一所幼儿园了。
“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必须永远保持英勇顽强的精神。”这是上格斗课时，体育教官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在土埔这地方，我们要向你们灌输东西，不然，你们就成不了一名海军驾驶员”他不失时机的向我们显示他那“英勇顽强”的思想，是怎样灌到头脑中去的。他从我们之中随便选两名学生格斗，只有胜利者才被允许离开垫子。
如果一个对手在这场重要比赛中失败，他就没这么幸运，他留在垫子上，准备同另一名受训驾驶员交锋。假如他再次失败，那么还是不能离开垫子。每盘格斗都要猛烈摔打，弄得人精疲力尽，常常身带伤痕。如果必要，他得与里其他六十九个学生各格斗一次，最后若能站起身来，就被认为还可以，但时间不会太久。第二天，他又要一个一个地格斗下去，直到取得胜利，不然，就会被校方赶走。
由于受训人都不愿因这堂课被开除，所以格斗起来非常激烈。学生们常常被打得失去知觉，然而，这并不能使他们从这种认为是绝对必要的科目中幸免。他们往往被几桶凉水浇醒后，再弄到垫子上去。
地面基础科目训练一个月后，我们便开始上飞行基础课。飞行课在上午进行，室内课和其它课在下午上。餐餐后，自习两小时，尔后熄灯。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们的人数在不断减少。训练科目要求全部完成。一个受训者对规章制度稍有触犯，就可能被撵走，因为海军驾驶员被认为是全海军和整个武装力量的精华，一个个应当完美无缺。十个月训练还没完成，原先七十名学生就在四十五名被开除出校。教官们并不搞我们以前经受那种体罚，但校方因学生一点点小过错，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开除，这实在比那种野蛮的打骂更可怕。
“剔除莠草”的原则被严格的格守着，直到我们毕业前夕也没放松。毕业那天，一个保留下来的学生被开除了。他为了庆祝自己的“毕业”，进了土埔城里一家“限制以外”的酒吧间，被一支巡逻队发现。这方面，他实在太在成熟。一回到宿舍，他就被命令去教官办会室。为了认错，他跪在教官面前，但毫无用处。
教官们认为，他犯了两条不可饶恕的错误。第一，这是每个驾驶员都知道的，一个战斗机驾驶员决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在飞行前的那天晚上喝洒。因为，我们将在次日编队通过机场，这是毕业训练的一部分。第二，这条很普通，但也很厉害，无论哪个海军人员只要进了标有“限制以外”的地方一律被开除。土埔的体育训练在日本算得上是最严厉的。有一种很讨厌的障碍课，要求我们去爬那高高的铁杆。爬到杆子顶部后，只能用一只手把自己吊起。无论谁，只要他悬吊自己身体的时间少于十分钟，就会遭到一顿迅速的脚踢。挨完揍，又得赶快爬那铁杆。这堂课结束时，那些没被开除的学生，能用一只手吊上十五至二十分钟。
帝国海军的每个士兵都要求会水。大多数学生来自山区，这些旱鸭子从未在水里泡过。训练办法很简单，就是用根绳子把他们的腰捆住后往海里一扔。要么，他们游上来；要么他们沉下去。今天，三十九岁的我，身带着弹片，在三十四秒钟内还能游五十米远。每个学生均要求潜游五十米以上，在水下要呆九十秒钟，普通人用点劲，可以在四五十秒钟内不呼吸，但这个数字被认为是不够的。我自己在水下的记录是二分十秒。
为了改善平衡官能和有助于以后驾驶战斗机作各种特技动作，我们上了几百次俯冲课。注重俯冲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官们认为我们在教室学的理论太多，所以命令我们从一个高塔上向硬邦邦的地面俯冲！在空中，人要翻要三个斤斗才站到地上，稍有闪失，就没命了。特技是体育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官制定的各项要求都得完成，否则，就会被开除。双手走路被认为是小伎俩，我们得用头来平衡自己。开始能顶五分钟，然后十分钟，最后，不少学生能坚持十五分钟以上。我后来可用头来平衡自己的身体达二十分钟以上。这时，同伴们会点上好几支雪茄塞到我嘴里。
当然啦，这种马戏团的动作不仅仅是体育训练上的需要，它使我们有了一种惊人的平衡能力和四肢协调的体格。这些在以后的年月里，均有救生的价值。
土埔航空学校的学生，视力都特别好，好的视力对一个驾驶员来讲，自然是最起码的条件。我们每时每刻都在练习自己的视力，学会一眨眼功夫就能识别过距离目标。总之，我们所具备的各种技能都应优于敌方战斗机驾驶员。
我们训练的一方面就是在大白天找星星。这不是个办法，想超常人的眼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可是，教官们硬要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从好多码以外发现一架战斗机，并不比在白天找到一颗星星更容易。首先发现敌人并进入最有利的攻击位置，也就占有了绝对优势，战而胜之。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践，渐渐地，我们都成了找星星的能手。往往越找越多。每当我们看到一颗特殊的星星，就记住它的位置，然后把视线猛向九十度方向移开，随即又回过来，看看自己能否立即找到。我们这些战斗机驾驶员，是干过这种玩意儿的。
对于千一发生死攸关的空战不熟悉的人来说，这种特殊训练似乎没有必要，但我个人无论怎样评价它都不会过高。我知道，在我与敌人的二百多次空战中，除了两次小错外，我从未遭到过敌战斗机的突然袭击，也没有损失过我的任何一个僚机。
在土埔受训时，我们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来寻求缩短反应时间、提高动作准确性的方法。其中，我们喜欢的一种方法是用双手抓住机翼在空中飞。用手抓着机翼飞，看起来一来愚蠢可笑，但这技能对于在狭窄的战斗机座舱里迅速而准确地操作，是必不可少的。
没料到提高动作反映时效，对我们会有这么大的帮助，一次，我们有四个人坐在一辆时速为六十英里汽车中，在一条窄路上行驶，突然卡车失去控制，冲过了土堤，那四个人象一个人一样，“哔”地把全部车门打开，从车里跳出来，他们除擦破一点儿皮，撞青几块肉外，没一人受重伤，而那辆汽车却摔得稀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