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名士官中的二十五名，包括包括我在内，于1939年底毕业。我被选为这年的最佳学生驾驶员，受到了皇帝的一
块银表的奖励。
从一千五百名应征者中挑选出七十名学生，经过几次淘汰只剩下我们这二十五人。虽然我们经过了集中而紧张的训练,
但是在派往了中国（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战争）作战前，又进行了补训。
我们受过良好而艰苦的训练，可是，不久我们这批人当中，有几个甚至取得一次空中胜利，就被敌方驾驶员所击落。至于我这个具有不同飞行习气的人，倘若我的对手在攻击时更积极一点，恐怕在第一次空战中就丢了小命。因为我首次参战，必然是笨手笨脚，瞻前顾后，再说又没得到同伴的一点支援，只是由于敌人技术不佳，才救了我一命。
在我看来，空战永远是一种艰苦而紧张的事，那种紧张心理真叫人难以忍受，甚至在我击落了几架敌机后，只要提起那激烈的空战身上便不由自主冒出冷汗。在空中的一点小错，会造成机毁人亡。空中机动包括垂直转弯、失速转弯、螺旋、半滚慢滚盘旋上升飘落等等，所有这些动作，稍不小心，就可能粉身碎骨。我们班二十五个人，最后只有我一个活下来。长期而艰苦的空战，在战争初期对我们那样有利，但逐渐就成了一场恶梦。我们毫无希望地与一个兴起的、无法制服的敌人作战。
三十年代，日本海军每年大约训练出一百名飞行员。严格的筛选，动不动就开除，使几百名本来有资格成为飞行员的学生，毕业时减少到一百名左右。我认为，如果给海军再增加一些经费，如果海军修改一下它那苛刻的选飞条件，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处境就会好得多。然而，清规戒律一成不变。所以，我们飞行部队在战争最后两年遭受的沉重打击也没减轻丝毫。海军只是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因消耗了大批有经验的驾驶员，部队迫切需要补充，才放弃了它那毫无道理的训练方针，但为时已晚。战争时期训练的驾驶员，质量很成问题。我看，土埔航空学校开除掉的我们班里的那四十五名同学，要比战时训练出来那帮人强得多。
毕业后，我们马上被分配到各飞行中队去进行作战训练。我奉命去九州北部的大分和大村海军地。两基地既强调陆上飞行，也强调航空母舰上飞行。对舰载机驾驶员的技术介绍，使我甚为震惊，我们的特技动作难度大，要求高的技巧。我在多年训练之后仍然拿不准，自己的本事窨比他们强多少。
航空母舰上降落，对我来说，特别难以掌握。下滑，落地，下滑，落地，就这么反反复复地练习了一个月，才解决这道难题。说起来也怪，在这样训练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从某艘航空母舰上进行作战起飞或降落过，我的全部战斗飞行，都是从陆上机场降的。
三个月紧张的舰上和陆上训练后，我接到命令，调往当时日本占领地－台湾的高雄飞行基地。我的海军生活迅速起了变化。这时，在中国的战争已经铺开，迫切需要战斗机驾驶员，即使是我这种初出茅芦的新手。
我随后从台湾往中国东南部的九江，1938年5月，我第一次参加了空战－几乎一开始就有顺利。九江联队指挥官对于正常起飞，也不愿使用新驾驶员，总觉得他们经验不足，对付不了动摇中国的老牌驾驶员。因此，我好些天都是执行低空掩护陆军作战的任务。这种飞行一点危险也没有，日本陆军势不可挡，对敌人的地面抵搞正给予粉碎性打击。敌人的空中对抗极其微弱。几星期过去了，我只飞了些动摇性任务，真叫人心焦。我热情洋溢，雄心勃勃，并以自己是个海军驾驶员一个中士而感到骄傲，决心不顾一切地冲向敌机。
5月21日，当我发现自己的名字列在第二天去汉口作正常空中巡逻的十五名战斗机驾驶员的名单上时，心里真不说不出的高兴。去那儿可能有空战，因为当时汉口是中华民国的主要空军基地。
1938年，零式战斗机－后来我十分熟悉的飞机－还没用于作战，我们飞的是“三菱”－96，后来盟军给它取的识别代号为“克劳德”。这种飞机速度慢，飞行距离短，起落架是固定的，飞行时，座舱敞着。
我们十五架战斗机于22日凌晨离开九江。爬高时，三架一组，采用“V”字形编队。能见度很好。从基地向西北的汉口飞呀飞，飞了九十分钟，真象是一次慢悠悠的巡航训练。没见一架截击机起来攻击我人的编队，也没见一发高射炮弹在空中阻拦我们的飞行，谁能想念，机翼之下，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呢？
从10000英尺看汉口机场，很容易受迷惑。晨曦中，淡绿的草地清新悦目。看上去，敌人这个主要飞行基地，全然象个闲着的精心管理的高尔夫球场。不过，敌人并没有使用这么一个好机场。我看到三个小点离开了地面，向我们飞来,那是敌人的战斗机。
很快，敌机就升到了我们的高度。它们是些大的黑的有威力的家伙。不料－至少处于慌乱中的我是这样－一架敌机窜出自己的编队，以惊人的速度向我扑来。这一下，使我准备在第一次空战中采用的周密计划，不知飞到哪儿去了，我浑身哆嗦。虽然现在谈这不大雅观，但当时心里确实激动得发抖，那个捕捉到目标的敌人，恐怕也兴奋得不能自我呢。
我常常想，在那个节骨眼上自己的动作太拙笨，或许读者也这么认为吧。不过，我得说，在10000英尺的高空缺氧飞行九十分钟后，人的反应要象在地面那样敏捷，是不可能的。空气很稀薄，弄得人头晕脑胀；坐在敝开的座舱里，发动机震耳欲聋；冷风不断从挡风玻璃旁灌进来，使人特别难受。加之，又不能丝毫放松一下操作，眼睛要四处搜索，以免不意被敌人抓住。无奈，我慌毛火急地操纵着驾驶杆舵、踏板、油门以及其它控制仪义表，总之，人全给弄糊涂了。
幸亏训练中给我灌输的那套这时帮了些忙。空战中，一个初出茅访庐的新手特别要雇的一条是：在“V”字形编队中，应始终在长机尾后，我的系了系氧气面的带子氧气只能用两小时，并只有在作战和在10000英尺以上飞行时，才能使用，把油门推到底，于是，发动机大吼起来，飞机向前冲去，翻腾着一股股汽油味。当投油箱时，我却一点也没记起把机身下那个具有高度爆炸性的油箱扔掉。等我记起用手去敲击操纵杆，全身已哆哆嗦嗦起来。我是最后一个把油箱投掉的。
这时，我全乱套了，迷迷瞪瞪的忙这忙那，把空战基本原则忘得一干二净。飞机两侧和尾后没见有啥，一架敌机也未发现，自己是否被敌人瞄准了，也全然不知。我看到的只是长机机尾。我左摇右晃地死死跟上去看起来，两架飞机象被一根绳子连着。
我终于摇摇晃晃地飞到了长机后面的僚机位置，心里也慢慢清楚点儿，不再在座舱里东摸西整了。我深深吸了口气，无意向左边瞥了一眼。哎呀！两架敌机正偷偷摸摸地向我冲来。它们是俄и－16型战斗机，起落架可以收起，比我们的“克劳德”战斗机威力要大，速度要快，机动性也更好。
我再度给弄呆了，因为在一刹那间，我的生命又得救了一次。敌机来得十分突然，我的两只手僵住了，不知干什么才好。我既不快速飞到一边去，也不向上爬高，而是继续前飞，按一般的空战原则，此刻我是必死无疑。可是没料到，当死神靠近我的时候，那两架俄国战斗机突然翻过身子飞开了!在我的生命中，我真不明白这奇迹般的命运。
原来，事情并不复杂。我的长机估计我在第一次空战中会慌乱，便叫一个老驾驶员从后面掩护我，刚才便是他。他见我危险，赶紧来了个急转弯，扑向敌机，使敌人放弃了攻击，逃开了。我无法平静下来，不能象原先那样操作了。从死亡的陷阱里跳出来的我。盲目地向前飞，没料到改变了飞行位置，飞到一架逃跑的俄国飞行后边450码的地方了。我怔怔地坐在机舱里，想清醒清醒一下头脑后再动作。过了片刻，人不边糊了，于是向前冲去。
那架逃生的俄车飞机进入了我的射击瞄准镜，我立即按炮钮，却毫无动静。我前后推拉炮钮，咒骂那两门卡壳的机关炮，末了才明白，在射击前，没把保险打开。
飞在我左边的那个士官，见我在座舱里傻里傻气，非常失望。他冲上前去，向那架逃生的敌机开火。未中，и－16稳稳当当地向右转过来，对我很有利，仅仅在我的炮口前方200码。这回我可有了想准备，于是急按炮钮。炮弹成弧线飞出去，但浪费了，我再次失去了一个好机会。
我发誓要击落那架俄国飞机，决心撞也要把它撞掉。我把油门开到最大，使两机间的距离缩短，敌机慌乱地打滚，翻斤斗，转螺旋，成功地逃脱了我的每一次射击。突然，它急转过来，想在瞄准镜内抓住我。它飞得很差劲，曳光弹在空中乱飞一气，其实，敌人就根本没抓住目标。两架飞机你追我赶地打着，我一点也不知道，在我们上面有好几架“克劳德”正盘旋着，准备在我吃紧时，猛扎下来。这情况，敌人是知道的，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逃上，而不是非要把我击落。时机已到，当我从一个小斤斗改出来时，发现и－16刚好在我前面150码。我马上开火，子弹射进了飞机撞地变成一团蘑菇状烟火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子弹打光了。以前，曾有人告诫过，每个战斗机驾驶员应尽量留些弹药返航，以免被巡逻的敌机抓住后，无还手之力。
我心慌意乱地向四周寻找友机，当发现空中只我孤身一机时，心都快跳出来了。我离开了机队。我的胜利算个啥？只不过是同伴端来的一盘好菜；而他也在我追击敌机时分开了。差点哭起来。我向四周搜索，看到十四架“克劳德”在低处盘旋编队，耐心地等待我，使我能确定方位加入他们。对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想了好一阵子，内心感到莫大的羞愧。
回到九江机场，我精疲力尽地从座舱里爬出来。飞行指挥官即怒气冲冲地来到我跟前，脸红脖子粗地吼道：“酒井，这一切是……”他唾沫飞溅。“你这个该死的笨蛋！酒井你活着回来真是个奇迹，我还从未见过这样又愚蠢又荒唐的飞行！……你”他气得再也说不下去了。我两眼瞪着地面，实在感到惭愧和悔恨，真希望他一气之下踢我几脚，揍我几拳，但他已怒恼得有气无力了。
也许，这位上校最厉害的时候也莫过如此吧。他扭过身子，走了。
我清楚地记得1939年10月3日。这天，我读完信后就检查自己那架战斗机的机关炮。机场上，人们工作从容，情绪松懈。
机场的平静突然被控制塔传来的叫声打破了。接着，没有任何其它警报，四面八主就响起了轰隆隆的爆炸声，大地颠簸摇荡，响声震耳欲聋。“空袭”不知谁喊了一声，但没有必要。这时，所有警报器都尖叫起来，当然也是为时过晚，毫无用处。
轰炸开始前没法到隐蔽所了。炸弹愈来愈强烈的爆炸声，有如边疆不断的雷鸣。地面，烟尘滚滚；空中，弹片横飞。有几个驾驶员与我一起，发疯似的从机修车间往隐蔽所跑。我把身子弯得低低的，以躲避嘶叫着飞来的钢片。我一头向两个水箱中间砸下去,要不是动作快，恐怕连人影子都找不着了。因为附近一弹药撒了一机场，震得耳朵发痛，地面飞沙走石。
所以，若我有片刻迟疑，恐怕早就见阎王去了。附近的爆炸声突然停止，我抬起头来，看看发生了啥事。机场里，炸弹还在乒乓作响，透过爆炸声，传来人们痛苦的叫喊与呻吟，躺在我周围的人都负了重伤。我立刻向离我最近的那个驾驶员爬去。此刻我才感到大腿和屁股痛得象刀割，顺手一摸，血已把裤子浸湿了。伤口很痛，幸好不深。
我慌了，站起身来就跑，不过这次是向机场里跑。奔到跑道时，抬头向天上一望。以头顶上有十二架轰炸机在编队，它们飞得很高，至少在20000英尺的高度上大转弯盘旋。它们是俄国的CB双引擎飞机，是中国空军的主要轰炸机。不可否认，敌机的突然袭击达到了惊人的效果，打得我们措手不及，狼狈不堪。可以说，在敌机尖叫着俯冲投弹时，我们实际上没有一人事先知道。
看到机场上情况，我吃了一惊。
一架挨一要地停在那长长跑道上的两百架海军的轰炸机和陆军的战斗机，大部分在燃烧。一片片火焰从炸开的油箱中飘出，翻起滚滚浓烟。有些飞机的机身被弹片击穿后正在漏油，暂时还没烧着。火从一架飞机烧到另一架飞机，汽油淌到那里就燃烧到那里，整个长长的一排飞机全都变成了一团团暗红色的蘑菇云。轰炸机辟里啪啦象鞭炮爆炸；战斗机烧得呼呼啦啦，象一盒盒点着了的火柴。
我疯也似的围着燃烧的飞机跑，极想找一架没损坏的飞机。也巧，真还有几架隔开停着的“克劳德”没挨炸呢。我赶紧爬进座舱，发动引擎，甚至没等全部发热，就开着它向跑道冲去。
轰炸机正在渐渐升高。我径直追上去,
把油门推到底，从这架不干示弱的“三菱”;飞机获取每一点速度。起飞二十分钟后才赶上敌机。
我没注意自己飞的是空中唯一的一架战斗机，很明显，这架轻武装“克劳德”对那十二架轰炸机根本不是个大威胁。飞机下面长江边上的宜昌市，它仍在中国防卫部队的控制之下。倘若我在这里被击落，即使当场不死，落到敌人手中也有会生还的。
我从后下方接近，敌人全然不知，当炮弹通通通地发射出动时，敌机炮手打不着“克劳德”了。我尽可能靠近最后那架飞机，集中火力打左引擎。开火后我迅速爬到它的上方，看见那台被击中引擎冒出了长长的一条黑烟。它已掉离编队，开始下降高度，我掉过机头，想结果这残废，可是没能那么做。因为就在我向前推驾驶杆进入小角度俯冲时，我记起宜冒在汉口以西至少150英里，若继续追击轰炸机，就没有足够油料飞回基地，那就得迫降敌区。
打有利的冒险与拿自己的生命和飞机开玩笑完全是两码事。继续攻击就是自钉，这种极端行为没有必要。我转弯回飞，那架俄国轰炸机是否成功地到达了自己的机场，不得而知。当然，最坏莫过坠毁在友军控制区内。
回到汉口机场一看，十二架敌机所带来的重大破坏真难以相信。几乎我们所有的飞机不是被炸毁，就是被炸坏。基地司令的左臂被炸掉，他手下的几名上校以及一些驾驶员和维修人员，死的死，伤的伤。
猛烈的追击和战斗的激情，使忘却了自己的伤痛，但从飞机上下来只走几步，便晕倒在跑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