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观点的理性归理看来，一九三一年从满洲开始的日本军事行动怎样引起一系列事件，后来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很显然的。美国卷入帮助英国抵抗纳粹德国的“不宣之战”的程度越深，希特勒要日本在远东发动一个牵制性的袭击的压力就越大。日本领导人，尤其是海军方面十分担心，如此行事将会迫使他们同美国压倒优势的工业潜力发生大卫与哥利亚斯式的冲突（圣经故事：巨人哥利亚斯被年轻的小伙子大卫用弹弓打出的小石子杀死）。山本海军大将在一九四一年说过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日本胜不了美国，因此我们不能同美国作战。”
日本和美国都不希望打一场太平洋战争，但是由于一九四一年夏季德军入侵苏联，这场战争的爆发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当时苏联有迅速失败的明显可能性，而使希特勒主宰欧亚大陆，这是日本所期望的，他们打算在一九四二年投入这场冲突－除非美国和英国采取步骤，从军事上限制
日本。这使英国暂时摆脱了遭到入侵的威胁，英美战略在一九四一年作了调整，采取了反对日本进一步扩张的立场。供应日本的石油已因美国实行禁运而断绝，同时，为了防止荷属东印度供应的石油被劫持，向菲律宾紧急调拨了飞机、坦克和部队。战略轰炸的威胁，加上活跃在新加坡与马尼拉之间的一支强大的英军舰队构成了阻止日本将会在一九四二年春天采取行动的威胁力量的主力。
后来证明，在时间和实际方面的战略估计都是错误的。日本原希望建立它的亚洲新秩序，并且同美国谈判两件事，一是恢复石油供应，二是以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为妥协条件，求得中日战争之解决。美国并不准备妥协，而是希望拖延外交谈判，一直拖到足以在菲律宾建立威慑力量。东京的时间和耐心都不及华盛顿，而首先耗尽。当妥协已经无望，日本人决定，他们必须冒战争的危险，否则就只能任凭他们的经济力量和军事能力受到实际的摧残。正如东条首相说过的那样，“有时候，一个人不得不闭上眼睛，从清元神社跳下山涧”。
果说，发动太平洋战争是日本的自杀行为，战争结束的方式也是如此。到了一九四五年夏季，准确无误的情报向美国提供了非常明显的证据，日本已不再是一个军事强国了。可是，已知日本的民族性格倔强，又决心不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些错误再使德国随即迅速复兴，各个盟国的态度至为坚决－他们决不接受低于波斯坦宣言规定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
决不能只让日本表示顺从便了事；必须使他们接受彻底的失败。武士道战士宁死不屈的狂热精神，从瓜达卡纳尔的丛林到冲绳的岩洞到处可见，使美国确信，不受到极大的震动，日本民族就不可能接受他们已经失败这一现实。正是由于这个道理，以及曼哈顿计划已经形成的无法制止的势头，还有杜鲁门总统在他为欧洲的前途与苏联抗衡的时候需要显示美国军事优势的有力论点，使得投掷原子弹成为太平洋战争不可避免的惨痛结局。
如果说有关这次最后行动的辩论至今还在试图弄清楚，一九四五年，在日本夏日的晴空引爆的核装置不只是一枚，而是两枚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当初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里，美国怎么竞会措手不及，这一争论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炸弹落到珍珠港以来，就一直都很热烈。这种期间作过七次调查，总统做过一次，陆军和海军各作了三次－试图确定发生这场灾难的责任。他们那几千页的调查材料纳入了一九四五年九月成立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吓人的三十九卷的证词里。调查委员会艰苦工作了九个月（部队的调查向来如此），力图发现和确定个人的罪责。在调查小组的成员中，有人怀疑已故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可能对策划珍珠港事件犯有共谋罪，或者是要耍两面派手法，目的是制服孤立主义者，使美国参加战争。在秘密会议和公开会议上，对直通白宫的军事指挥与行政指挥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都作了严格的检查。当时健在的参加者都作了证。
虽然对主要的证人作的严格盘问表明，是人为的错误和失职促成了落在太平洋舰队头上的悲剧，但只能说是无所作为造成的罪过，而不是蓄意的阴谋。在一万五千多页的证词中没有找到“现场的真凭实据”。委员会说法不一的报告再清除不过地表明，责任应由集体承担，由于大家不相信，日本人竟会对珍珠港发动从战略上说是“不合逻辑”的袭击。
自从一九四六年以来，已经有十多本书提出也许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使公众感兴趣的一个方面。有几本书曾谋求为金梅尔海军上将和肖特将军开脱罪责，他们成了这场灾难的替罪羊，被他们在军中的上司解除了职务，而这些上司反而应负更大的责任。五十年代初期的修正派史学家－主要人物有查尔斯.卡伦.坦西尔，著有『通向战争的后门：罗斯福的对外政策，1931－1941年』和罗伯特.西奥博尔德，著有『珍珠港的最终秘密：华盛顿对日本袭击作出的贡献』－其中都提出了如下论点：罗斯福蓄意挑动，或者是他隐瞒了即将发动袭击的警报，为的是使美国有个“作战的理由”参加英国反希特勒的斗争。另外一些人从既定的事实来认定他有罪。这种“星期一早上发号施令”的危险性，罗伯塔.沃尔斯泰特曾经强调过多次，她的著作『珍珠港：警告和决定』为美国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那个早晨怎样大吃一惊的事提供了（至今为止）最可靠的解释和最详尽的叙述。她对国会联合委员会一九四六年之后得到的证据作了精辟的解释，并得出了以下重要的结论：“事件发生之后如此清晰可见的警告信号，在事件放生之前有一部分被周围的喧嚣声所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