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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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魂(6)


第七章 孤旅

……中国远征军惨败的原因,归结起来有三点:
一、中英战略矛盾,英方别有阴谋。 (略)
二、中国迁就英美,放弃指挥权,蒋介石应负最大责任。 (略)
三、中国远征军将领的失职。罗卓英和我都有责任,罗卓英的责任更大……我的最大责任是未与史迪威、罗卓英彻底闹翻,未能独断专行……
                ——摘自杜聿明回忆录《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



  缅北的五月,烈日当空。
  在曼德勒通往缅北密支那的公路上,沥青被太阳烤化了,车轮碾过,路面泛起许多深深浅浅和许多凌乱不堪的车辙印。对于大势已去的中国远征军来说,只有回国才能使他们感到安全。士兵头顶烈日,背负沉重的武器,队伍好像一条精疲力竭的灰色河流,沿着河谷公路缓缓行进。
  起初,中国大军每天都能遇上一两次向西转进的机会,
  例如“INDIA IMPHAL(印度英帕尔)——215KM”,“INDIA KOHIMA(印度科西玛)——278KM”,等等。越往北进,三岔路口便越少,类似的路标牌也越稀落,但是默默行进的中国大军对这样的机会仿佛视而不见。士兵们全都步履蹒跚表情冷漠,他们毫不停留地越过这些路口继续北进。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回国的步伐。促使中国人铤而走险的精神动力不仅源于传统的民族向心力,还来自某个强大的长官意志。此刻,驱动这条灰色河流汹涌北进的长官正埋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昏昏欲睡。
  对远征军副总司令兼第五军长杜聿明来说,在他已经度过的二十年戎马生涯中,再没有比此刻心境更加复杂、更加凄惶的时候了。同古之战坐失良机,曼德勒会战化为泡影,腊戌失守,史迪威又屡屡电令远征军撤往印度。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日,蒋介石又电询杜聿明,撤回国门有无把握?杜答,已令第五军主力抢占密支那,可望成功。
  其实,杜长官并非不知道形势的险恶,他之所以这样报告委员长,是因为他明白,委员长能够容忍打败仗的将军,却不能容忍部下对他有哪怕一丝一毫的不忠诚。在去向问题上,只要他表现出一丝犹豫或者不坚定,那么第二天坐在就不在是他而是别的什么人了。
  但是,如果日本人抢占密支那,他将往何处立足?或者真的只有到印度去,做英国人的难民?他一想到亚历山大和史迪威盛气凌人的脸,一股不甘寄人篱下之感便油然而生……
  突然,空袭警报响了。
  吉普车猛地转向路边一片丛林,杜长官的头撞在车窗上,痛得直咧嘴。很快空中传来飞机呼啸和机枪的扫射声。三架“零式”飞机在公路上空追逐车辆和人群,来不及隐蔽的士兵好像割禾一样纷纷栽倒。受惊的骡马四处狂奔,好几辆汽车翻下山沟,燃起大火来。
  公路上一片混乱。
  当队伍重新聚拢来,公路上已经增加了许多横七竖八的死尸和打坏的车辆。人们小心地绕开障碍物前进。士兵的眼睛直直地瞪着吉普车里的长官,仿佛警告他此路不通。队伍默默行进,人们表情麻木,脸色沮丧。杜聿明突然大光其火。他派人找来九十六师师长余韶,命令他立即清除路障,掩埋所有的尸体。杜长官讨厌死人,他从死者灰白的眼睛里分明看见许多凝固的嘲笑和怨怒。
  前方出现一个小镇。
  参谋长余又伦轻轻提醒他:“长官,温佐到了。”
  杜聿明睁开沉重的眼皮,茫然四顾。车窗外,夕阳西下,一片浓云正从山背后涌出来。公路前方,山坡上矗立着一些高高低低的红砖墙,树林背后露出教堂的尖顶。吉普车停下来,一块红白相间的路标牌醒目地立在路边,上面那些英文不用翻译他也知道,温佐,这是缅甸同往印度的最后一条岔路口。
  空中又传来飞机马达声,一架涂了红膏药的侦察机盘旋几圈就飞走了。这说明日本人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中国大军的动向。与此相比,中国人对敌人的动静却知之甚少,难怪杜长官心中老是感到不踏实和恐慌。
  一辆摩托车飞快赶来,把一份电报送给杜长官。电报是盟军总部拍来的,通报日军今晨已经占领八莫,并且继续向北开进。
  杜聿明一震,打了个哆嗦。
  “今晚长官部在温佐宿营。”他命令参谋长:“通知所有师、团长马上来司令部见我。”
  夜色覆盖着缅中盆地,也笼罩着死气沉沉的温佐小镇。远征军紧急会议在教堂召开。参谋们点亮防风灯,桌子上铺开军用地图。出席会议的军官个个表情肃然,会议气氛异常沉重。
  杜聿明先宣读重庆来电。委员长指示远征军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八莫,掩护主力经密支那片马回国。杜聿明经过短暂犹豫,还是决定隐瞒盟军总部的电报。他当心八莫失守的消息会动摇军心。
  但是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少将当即提出质疑。
  “有消息说八莫今天已经失守。如果敌人先我而占领密支那,我军出路何在?”孙立人大声发问。此间各师团均属第五军部下,唯独新三十八师是宋子文旧部,归六十六军建制。此时军长张轸远遁保山,所以孙立人并不肯对杜聿明唯命是从。
  “孙师长消息确实么?”杜聿明装作十分惊讶地反问。他的内心非常恼火,只是碍于不是孙的直接上司,不便马上发作罢了。
  “我刚刚收到史迪威参谋部通报,盟军在密支那以南已经发现日本人的坦克,他们预料日本人将先于我军占领密支那。”孙立人立即把史迪威的电报念了一遍,这个举动大大激怒了杜长官。
  “孙师长有何高见?”杜聿明冷笑着问。
  “我认为立即向西转进还来得及。倘若错过机会,我军必将陷入绝境。”孙立人并不示弱,挺起胸膛回答。
  杜聿明扫视部下:“你们中间,还有谁打算赞成孙师长的高见?”
  静场片刻,戴安澜、廖耀湘站起来,大声回答:“我们决心遵从蒋委员长的意志,誓死北进,别无二心。”
  孙立人不以为然,讥讽道:“莫非二位师长决心留在缅甸开辟根据地?”
  戴安澜凛然驳斥:“我生为中华军人,死为中华雄鬼,决不到印度去听洋人使唤。”
  “即使无路可走,也不肯去吗?”
  “你说对了,我戴某人宁愿于日寇战死,决不苟且偷生!”戴安澜不愧是威武军人,横眉立目,铿锵有声地回答。
  孙立人不打算同他们争辩,只是呵呵冷笑。
  杜聿明感到些许报复的快意,他拿眼睛再次扫视会场:“还有谁愿意效法戴师长?”
  所有军官起立,大声回答:
  “愿随杜长官,誓死北进。”
  杜聿明转向孙立人:“孙师长何去何从?”
  孙立人晃了晃史迪威的电报:
  “我很遗憾,杜长官。”
  杜聿明怒火中烧,这个孙立人太狂妄了,竟敢抬出史迪威来同他对抗!孙立人一到缅甸就同美国人大得火热,这在杜长官看来与叛逆无二,因此他决心好好教训一下这个胆大包天的小师长。
  “孙师长,你的史迪威将军恐怕早就坐飞机逃到印度去了。请不要忘记,只有我才是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杜聿明毫不掩饰一脸蔑视。他根本不容孙立人分辨,厉声下达命令:
  “奉委座电谕,至此国家危亡之际,我全体军人同心同德,返回国门。本长官命令:第二百师戴师长担任后卫,在温佐以东阻滞敌人。第九十六师余师长担任先头部队,三日内必须抢占密支那并掩护长官部顺利通过。新二十二师廖师长和新三十八师孙师长,还有军部直属部队为行军中路,随长官部行动。各部队须遵命行事,不得贻误,违抗命令者,一律按军法从事。”
  次日,中国大军以新编成的战斗序列向北开进。他们汹涌地越过温佐小镇,越过最后一个向西转进的三岔路口,一直向着凶多吉少的北方涌去。孙立人被夹在队伍中间,牢牢看管起来。当晚,一股尾随而至的敌人同第二百师发生战斗,戴安澜为了给军主力争取时间,主动将战斗引往科林以东地区。
  又过了一日,紧迫不舍的史迪威才率领他的小队伍赶到温佐。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大军决心继续北进。于是美国将军摘下他那顶著名的老式战斗帽,遥望北方重重叠叠的山峦,迷惑不解地喃喃自语:
  “莫非杜……真的不相信,密支那已经是个陷阱?”



  密支那位于中缅边境西侧,紧领云南腾冲,为仰(光)——密(支那)铁路终点,也是北缅第一大城市。
  一九四二年五月八日凌晨,一支日军坦克部队出现在密支那郊区公路。与此同时,日军步兵开始强渡伊洛瓦底江。上午七时,日军占领火车站,九时占领飞机场,又过了三个小时,一面太阳旗高高升起在市政府大楼顶上。密支那宣告陷落。
  九日,中国远征军第九十六师余韶部星夜兼程赶到密只那以西五十公里的孟拱,当即遭到日军阻击。他们比敌人整整晚到了一天。
  十日,九十六师猛攻孟拱,未获进展。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增援部队开到,一批批日本飞机俯冲扫射,远征军继续受阻,杜聿明惊慌之中又犯了一个错误,他命令随后跟进的各师团及军直属队紧急通过第九十六师侧翼,饶过孟拱,“弃车上山,进入山地与敌进行游击战,伺机进入国境。”(引自《中国远征军人缅对日作战述略》)
  根据情报,密支那仅有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两个联队。日军长途奔袭,人困马乏,杜聿明麾下有中国远征军四个主力师及直属部队约六万人,以绝对优势兵力拼死一战或许能够突出重围求得生路。但是杜长官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进攻需要冒险和勇气,而杜长官本宁愿选择安全的防守和撤退。
  抗战以来“恐日症”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中国官兵的心里。命令一下达,中国大军不战自乱。官兵们争相逃入山林,武器辎重扔弃在公路上,比比皆是。
  中国军队的主动撤离使严阵以待的日本人很是纳闷了一阵。本来,渡边师团长并没有完全的把握挡住中国人,但是几天过后,中国大军的身影却不可思议地消失在胡康河谷。日本人松了一口气,他们为中国人积极主动的撤退精神深感庆幸和鼓舞。
  十六日,九十六师余韶部也脱离战斗,退入胡康河谷,日军立即用重兵封锁出口。
  这样,中国大军好像一头慌不择路的巨兽,自动钻进了猎手为它设下的机关里。
  面对杜长官如此明显的惊慌和指挥失误,忍无可忍的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终于奋起抗命了。
  十日下午,正当远征军各部纷纷丢弃战车辎重,在第九十六师掩护下向胡康河谷的深山老林撤退的时候,杜聿明接到新二十二师廖师长报告:孙立人的队伍没有跟上来。
  杜聿明大吃一惊。他举起望远镜,朝着炮火连天的孟拱公路望去。他清楚地看见新三十八师的队伍非但没有服从命令弃车上山,却反而在公路上重新集结,然后掉头朝相反的来路开去。公路上浓烟滚滚,坦克、装甲车、炮车及军部丢弃的汽车上满载新三十八师的步兵,他们好像一群群脱缰的野马,不顾一切与大部队背道而驰。
  杜聿明当然明白孙立人要干什么。他扔下望远镜,要通三十八师电台,对着话筒气急败坏地吼道:
  “孙师长吗?……喂喂,我命令你马上停止擅自行动,立即向我靠拢。你听见了吗?新二十二师担任你的接应……我命令你停止后撤,不惜一切代价返回国门!”
  孙立人故作惊讶的声音从嘈杂的话筒里传来,那声音轻松得好像是个局外人。
  “喂……杜副长官吗?我并没有擅自行动……是向南开进,不是后撤……我已经接到史迪威将军和罗长官的命令,他们要我把队伍和装备撤到印度去。”
  杜聿明觉得太阳穴一跳一跳地刺痛,血直往头上涌。他恨不得毙了孙立人。只是眼下奈何不得,所以只好强压怒气央告道:
  “孙师长还是以党国利益为重,立即随军部回国吧。我是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请孙师长务必不要再自作主张了。”孙立人根本不打算把他的队伍重新归入杜副长官麾下。
  他的回答干脆利落:
  “既然杜副长官决心弃车上山,我看就不必强求了。再说史迪威将军和罗长官有令在先,我这个当小师长的想抗命也抗不起呵。缅甸的雨季眼看要到,我得马上登程。也祝杜副长官保重,一路顺风。”
  电台咔嚓挂断了,话筒里剩下一串串单调的电频回声。
  杜聿明气得手直发抖,他完全能够想象出孙立人那张得意洋洋的马脸。孙立人口口声声不敢违抗史、罗之命,莫非他偏偏就敢违抗他杜副长官之命么?!
  孙、杜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怨。他们这段官司一直打了许多年。
  孙立人心情并不平静。
  孙立人,字仲伦,安徽庐江人,生于官宦之家。自幼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赴美,就读于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获理学士。后考入西点军校,与美国著名将领乔治·马歇尔,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小乔治·巴顿以及史迪威等同为校友。一九二七年毕业,应邀游历欧洲,考察英、法、德、日诸国军事,为当时国民党将领中为数不多的洋务派军人之一。
  新三十八师前身为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手创建的中国税务警察总团,武器从美国购买,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但任。由于这支部队装备精良武器先进,一直受到军统头子戴笠的垂涎,试图将其吞并。师长孙立人一度被迫离队。这个教训他始终铭记心中。
  他再也不能任意受人摆布了。
  顶撞杜聿明的结果使他面临两种风险选择:如果突围失败,他将以抗命罪受到审判;即使突围成功,他仍然可能受到来自上面的非难而被撤职。因为抗拒杜长官同样意味着对委员长不忠。
  孙立人是这样一种军人:他受西方影响甚深,看重荣誉,崇拜拿破仑,注重发展个性和自我意识。他主动性极强,这一点往往使他的上司不大满意。淞沪抗战和武汉会战,他指挥部队不仅完成防守任务,还常常主动出击,多次取得局部胜利。
  他同时也多次受到军长申斥。
  经验告诉他,此次大胆抗命,把队伍拉到印度去,是要付出代价的,但现实逼迫他这样做,生死攸关,他别无选择。
  铁骑呼啸,战车隆隆。
  在孟拱至温佐三百公里干线公路上,孙立人亲率新三十八师万余官兵向南疾进。他们冒着空中敌机轰炸扫射和地面日军围追堵截,以决死的勇气和破釜成舟的决心迅猛突围。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一日晚,孙师先头营在南马与日军一个搜索大队迎面相遇。日军将车辆阻塞于道,并占据房屋强行阻击。孙立人一面指挥战车向敌人猛轰,一面下车率领士兵排除路障。全师只用了四十分钟就杀开一条血路,然后毫不停留地向南开进。
  十二日,该师再次与日军一个联队相遇。日军依仗炮火优势气势汹汹地扑来。孙立人衣衫已破,胳膊上缠着绷带。他跳下坦克,端起一枝冲锋枪,向士兵喊道:
  “狭路相逢勇者胜。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冲啊!”
  坦克装甲车喷吐火舌,上万名决死一战的中国士兵呐喊着,紧随他们的师长向敌人发起反冲锋。两军短兵相接,激战一整天,日军被击馈。天黑下来,中国军队留下一千多具不及掩埋的官兵尸体,踏着夜色悲壮地越过战场继续南进。此后两日,他们一连打垮日军多次阻击,终于赶在敌人主力合围前到达温佐,然后一个干净利落的急转弯甩掉追兵,便踏上通往印度的道路疾驰而去。
  孙立人终于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他不仅挽救了全师人,也挽救了自己。
  半月后,新三十八师到达印度边境锡邦,沿途收容了数以千计的缅甸难民和印度散兵。不料印度守军竟然如临大敌,拒绝该师入境。英国边境官员提出中国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以难民身份才能进入印度。孙立人换上一身崭新的少将军服前往谈判。
  当他踏进锡邦镇驻军师部时,不禁喜出望外,原来这支部队就是新三十八师在仁安羌为之解围的英印军第一师。大胡子英国师长惊奇地跳起来拥抱他,并连声大呼,“Sorry!Sorry!(抱歉)”
  次日,新三十八师全体官兵经过擦洗车辆整理军容,精神饱满地开进印度。英印军仪仗队列队奏乐,鸣炮十响以表欢迎。
  至此,参加缅甸作战的盟军队伍,包括中国远征军三个军,英印缅三个师和五个独立旅,均遭到程度不同的失败。只有新三十八师未打一次败仗,紧要关头果断突围,安全撤离,得大于失。
  师长孙立人指挥有方,受到亚洲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的高度赞扬,并获得美国国会勋章一枚。



  与新三十八师命运截然相反的是中国军的骄子第二百师。
  北撤一开始,第二百师就被赋予担当后卫的重任。师长戴安澜是坚定不移的回国派,全师官兵上下齐心,跟随师长回国。黄埔三期出身的戴安澜与美国留学的孙立人不同,他不懂外语,对外国人不感兴趣。他是委员长嫡系,一直为委员长所倚重,除了效忠委员长他别无二心。
  同古战役后,蒋介石从重庆飞到腊戌布置曼德勒会战。老头子一下飞机就把戴安澜置于左右,留他共进晚餐。最使戴安澜受宠若惊的是,校长是夜留他同宿,抵足长谈,有幸领受此种恩宠的人在国民党将领中实属不多。
  毋庸讳言,国民党军人是在内战和御侮(不是侵略!)的双重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不具有西方军人的荣誉感和对外扩张的激情,却对官场倾轧和权力之道有着更加深刻的领悟和体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没有教会他们如何富国强兵,却把他们变成一群大大小小的军阀和野心家。这就是中国军队为什么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原因所在。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远征军主力被迫遁入胡康河谷后,第二百师被敌人分割开来,与军部失去联系。戴师长毅然决定另辟蹊径,转进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伺机进入国境。但是事实很快证明,缅甸不是中国,在缅甸打游击的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
  首先中国军队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其次,缅甸独立运动蓬勃发展,如火如荼。缅甸人仇恨英国佬,自然也仇恨英国佬的帮凶中国人。中国人不仅得不到帮助,他们的行踪还处处被报给日军,因此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中。
  五月十八日,第二百师分兵两路通过细(胞)抹(谷)公路,前卫部队突然遭到伏击。
  戴安澜命令副官:“传我的命令,分散突围,到八莫以北尖高山会合。”
  “师座!”副师长郑庭籍急忙劝阻:“白天突围目标太大,是不是等到夜间再行动?”
  戴安澜猛地转过身来,郑庭籍看见师长竟然满脸泪光。
  “庭籍兄,现在我戴安澜是虎落平阳,不得不闯了。”戴安澜仰天长啸,悲怆欲绝:“想当年关云长败走麦城,也不过这般光景,我堂堂第二百师竟落到这步田地,真是天亡我也!缅甸非久留之地,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冲锋号吹响了,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端起刺刀勇敢地冲向公路和山头。日本人的机枪、步枪和炮火织成一道道浓密的火网,灼热的弹雨好像一把巨大的镰刀呼呼作响,把成群的中国士兵拦腰割倒,再也爬不起来。激战一天,第二百师伤亡过半,才从东面山坡撕开一条缺口,残余官兵得以死里逃生。
  戴安澜在突围时不幸负了重伤,一梭机枪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郑庭籍及时带人赶来救起师长,掩护他边打边撤。日落后,第二百师残部终于摆脱敌人追赶,抬着昏迷不醒的师长,举着弹洞累累的军旗,乘着暮色悲壮地消失在八莫以西的森林和峡谷中。在他们身后的战场上,留下了一堆堆血肉模糊的尸体。日本人屠杀伤兵的野蛮嗥叫阵阵传来。这些悲惨景象变成一个噩梦永远留在中国士兵的记忆中。
  三天之后,东京电台宣布:战无不胜的帝国皇军在缅甸北部全歼中国王牌部队第二百师。击毙师长戴安澜,消灭该师官兵五千人,俘获枪械骡马弹药无数,云云。
  五月下旬,分散突围的第二百师官兵陆续到达中缅边境集合地点,全师仅剩不足三千人。这支遍体鳞伤的队伍抬着他们奄奄一息的师长,在缅北大山里同日本人捉迷藏。
  史载:“……全师食粮早已断绝,一位营长向当地村民寻得一碗粥糜,送与戴安澜,他仅仅喝了一口,左顾右盼,潸然泪下。”(引自《戴安澜列传》)
  五月下旬,第二百师到达一个名叫茅邦的克钦山寨。戴安澜神志突然清醒起来。他嘱部下替他整理衣冠,扶起他向北了望,并喃喃说了许多含混不清的话。有人试图告诉他,国境在东方而不是北方,但是没有用,因为他什么也听不进去。
  戴安澜回光返照。
  傍晚,一代抗日名将凋谢在缅甸的荒山丛中。时年仅三十八岁。
  无独有偶,这一天恰好是另一支中国军队新三十八师安全抵达印度边境的日子。两相对照,命运天壤之别,令人感慨系之。
  此后,第二百师残部始终抬着师长遗体,历尽千辛万苦,在中缅边境的高山峡谷和原始森林中转来转去,沿途又留下无数死难者的骸骨。一个月后,他们终于翻越高黎贡雪山进入国境,然后被游击队接应回国。
  戴安澜师长壮烈殉国的事迹在国内激起很大反响。对于执掌权柄的国民党来说,他们需要时时给民众注射兴奋剂,使民众振奋情绪,具体地说就是需要树立一些英雄榜样来鼓舞士气,从而激发起精忠报国的民族精神和壮志豪情来。对民众来说,英雄人物是他们抗战的信心和希望所在。于是经过新闻媒介和报纸的广泛宣传,戴师长的亡灵就作为抗日英雄的样板和典范受到万民景仰。
  自云南保山起,沿途各区、乡、县直至省城昆明,政府动员了数以千计的人群迎送英雄的灵柩,当地官员一律佩戴黑纱,亲往大路恭候。这样,第二百师的官兵也在人们的心目中变成了英雄。这种声势浩大的仪式愈演愈烈,到了安顺、贵阳、柳州、桂林,城市万人空巷,仪仗队越摆越阔气。人们脸上喜气洋洋,全不见半点悲痛的表情。
  戴师长终于厝葬于全州。
  美国政府于当年十月由罗斯福总统向戴氏遗孀颁发国会勋章一枚。
  翌年,重庆政府在广西全州举行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后方各界均派代表参加。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亦撰写挽诗、词、联致哀。毛泽东挽诗云:
  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 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 勇夺熊罴威。
  浴血东爪守, 驱倭裳吉归。
  沙场竟殒命, 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
  蒋介石在追悼大会上训词曰:“戴故师长为国殉难,其身虽死,精神则永垂宇宙,为中国军人之楷模。”
  重庆政府颁布命令,批准戴氏由陆军少将追认为陆军中将,准其英名入祀首都忠烈祠,同时入祀省、市、县忠烈祠。
  公元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
  戴安澜将军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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