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岛群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于1924年6月12日生于马萨诸塞州密尔顿。父亲普雷斯科特·布什是康涅狄格州前参议员，母亲多萝西·沃克。1942年菲利普斯学院毕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海军当飞行员。退伍后到耶鲁大学攻读经济学，1948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到得克萨斯州经营石油业。1951年与人创办布什－奥弗比石油开发公司。1953年至1959年是扎帕塔石油公司的创办人和董事。1956年至1964年是休斯敦扎帕塔近海石油公司总经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布什开始从事政治活动。1966年至1970年任国会众议员，曾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委员。1971年至1973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73年至1974年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74年至1975年任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联络处主任。1976年至1977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后任赖斯大学副教授，并在得克萨斯州经商。还是达拉斯、伦敦、休斯敦等地第一国际银行和一些公司的董事，也是哈特基金会会长。1980年11月当选为美国副总统，1984年11月连任副总统。1988年大选中战胜民主党对手迈克尔·杜卡基斯入主白宫。1989年1月年至1993年1月任美国第51届总统。期间于1991年发动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布什是最后一位参加过二战的美国总统，他的战争经历为其从政和竞选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其子小布什就因为缺乏优异的战争表现而饱受诟病。本文节选自布什本人的自传，未做删节，原貌面人，望读者自行分辨。
　　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那时我应该到哪一个部队去服役已经毫无问题。我当时立刻想到要去海军航空部队。因为大学要到第二年秋天才招生，所以不得不等等。我真想立即应募入伍，越快越好。
　　六个月以后，我获得了安多弗菲利普斯专科学校的毕业文凭。陆军作战部长亨利·斯廷森从华盛顿来到学校发表毕业典礼演讲。他告诉我们毕业班的同学，战争会是长期的，尽管美国需要战斗人员，但我们在参军前接受更多教育，将来会更好地为国家服务。
　　典礼结束后，在演讲大厅一个挤满了人的过道里，父亲提出了最后一个关于我的未来计划的问题。父亲是一位仪表堂堂的人，身高6英尺4英寸，有着一双深陷的蓝灰色眼睛和有回声的音调。
　　他说，“乔治，部长有没有说些什么使你改变了主意？”
　　我回答说:“没有，先生，我还是要去参军。”
　　父亲点点头并握握我的手。
　　在我18岁生日那大，我到波士顿宣誓进人海军，当一名二等水兵。此后不久，我乘上一列铁路客车南去，到北卡罗来纳州接受海军的飞行前训练。
　　我人伍学飞行，像学弹钢琴的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弹《蓝色狂想曲》一样，在我抵达查珀尔希尔那天，我兴高采烈地戴上皮头盔和防护镜。由于缺乏飞行员，海军将飞行员训练课程缩短10个月，但飞行训练不存在捷径。几个月后我才终于爬进了海军二中队的一架N－2S教练机——海军的“黄祸”号，一架两个座舱敞开式的飞机。甚至到了那个时候，我还是有这样的印象：我的教练以为我仍然是个毛孩子，将这么一件昂贵的海军设备让我使用很不放心。
　　翻阅剪报簿上当时所拍的照片之后，我不好责备教练了。我是比其他受训的人年轻——在我放单飞时，我是海军中最年轻的飞行员。更糟的是，我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还轻，这一点已足够使我心中明白了。当巴巴拉来访时——她是在去南卡罗来纳上学的路上经过这里的——我甚至让她把自己说大一点，要她把自己的年龄说大几个月，告诉任何问她的人，说她是18岁，而不是17岁。
　　六个月前，找们在一次圣诞舞会上相遇，我现在不太记得起当时人们的穿着，但那特别的场合在我记忆中很突出。乐队奏着格伦·米勒的曲子，我走向从纽约州拉伊来的一位朋友杰克·沃曾克拉夫特，问他是否认得舞池对面的那位身穿红绿相间节日礼服的女孩。他说，她是巴巴拉·皮尔斯，住在拉伊，在南卡罗来纳上学。要我为你介绍一下吗？我告诉他这是一个人人都有的想法。于是他为我们介绍了，正在此时，乐队指挥决定改变舞步，从狐步换为华尔兹。因为我不会跳华尔兹，我们坐着没跳舞。几个曲子奏过去了，我们聊着天，彼此就这样结识了。
　　那是一次像小说里描写的那种会见。尽管那年头大多数青年男女之间是认真严肃的，但也会这样说起他们的第一次相见。3O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期的青年人伴随着现代心理学家称之为增强了的意识，生活在不安之中。那是一段不安定的岁月，每天黄昏给人们带来戏剧性的电台新闻广播——爱德华·默罗发自伦敦，威廉·夏勒发自柏林——报道着一场我们所知道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战争。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巴巴拉来查珀尔希尔探访我的八个月期间，她和我已从单纯的“严肃”相处进展到彼此与对方家人相见并共度时光——这对当时的少男少女们来说是跨出了相当重要的一步。在我放单飞行和接受高级飞行训练以后，我们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43年8月，她参加了布什家庭在缅因的夏日聚会，在划船和钓鱼的游览旅行中，我们秘密地订婚了。秘密得连德国和日本的高级司令部都未曾察觉。当年12月，我们公开了我们订婚的事，虽然我们知道结婚还是几年后的事。我在罗得岛查尔斯城海军航空站受训的日子逐渐临近结束。1943年秋天，我被分配到VT—5l部队，这是一支随时准备开赴太平洋执行任务的鱼雷中队。
　　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后八个月，《生活》杂志登载了一篇报道，题目叫“回到父岛列岛去”，讲的是关于对两个犯有战争罪行的日本军官进行审判的情况，这两名军官被控以杀害过在小笠原群岛上空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以及甚至更为震惊的吃了人肉的罪行。
　　我是在离开海军不久进人耶鲁大学作一名新生的时候读到这篇文章的。它使我回忆起战时我所度过的最坏时刻。
　　那是1944年9月2日的一天，是我们中队VT—51从“圣哈辛托”号起飞对小笠原群岛进行集中空袭的第二天。“圣哈辛托”号是海军中将麦克米彻尔的第58特遣部队所属八条快速航空母舰之一。我在那天的飞行日志上是这样记载的：坠落海中——靠近小笠同群岛——敌人行动。
　　在“乘机者”一项下面是德兰奈和海军上尉怀特的名字，杰克·德兰奈是我的“格罗曼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上年轻的无线电报务员兼尾部机枪手。威廉·G·怀特是中队的射击技术教官，他在那天是代替我们正式的回旋机枪手利奥·纳都执行任务的。
　　VT—51中队装备有26架F6F“女妖式”战斗机和9架“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快速而机动的“女妖式”战斗机，使得天空中的敌机匿迹。“复仇者”号已赢得了这样一种声誉，即被认为是在周围地区最大最好的单引擎轰炸机，用来运载鱼雷，下滑轰炸，反潜艇巡航以及在两栖部队登陆时提供空中掩护。它带有一个三人机组——飞行员，回旋机枪手和无线电报务员兼尾部枪手或叫“蟹刺”，还有200O磅炸弹的有效负载能力。
　　那天的目标是父岛列岛上的一个无线电通信中心，父岛列岛是小笠原群岛中三个岛屿之一，其余两个岛是母岛列岛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令人难忘的太平洋岛屿硫磺岛。在头一天，德兰奈、纳都和我已经执行过一次飞行任务，目标是父岛列岛上的高射炮阵地。我们炸掉了一些，但还不够。在岛上深挖地下掩体的日本人仍然有强大的防空后备力量。
　　德兰奈、纳都和我远在国内时，当VT—51第一次归属“圣哈辛托”号时就在一起了。
　　我们曾在威克岛、帕芳岛、关岛和塞班岛的上空执行飞行任务，也执行了许多次紧急命令，其中包括一次在海面上的迫降行动，我们都安然无恙。那次迫降是因为我们的飞机出现了漏缝，而当时飞机上运载着打算对付敌方潜艇的四个深水炸弹。你怎样把腹下带有四个500磅炸弹的一架“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降入水中呢？要非常小心，令人紧张得肾上腺素在体内奔流着，嘴上在祈祷，食指和中指交叉成十字。
　　在科珀斯克里斯蒂和沿东海岸进行的飞行训练中，我们曾学过如何测定风速和海浪高度。我得知风速约每小时15海里和海面上有相当大的风浪之后，将飞机的头部尽可能调高而不冒失速的风险。我们降落时让尾部在下面，这样我们就可以用机翼滑行，一俟飞机下沉，已将救生筏充气并开始划桨。
　　我们觉得幸运。在数秒钟内当飞机的鱼雷因其保安设备承受不住水下的压力而爆炸时，我们甚至更觉幸运。然后，大约过了30分钟，这次迫降事故得到一个愉快的结果，即美国舰船“布朗森”号驱逐舰看见了我们的救生筏并将我们救起。
　　像大多数“复仇者”号鱼雷轰炸机飞行员那样，我喜欢这种同心协力的精神和同事之间友谊和忠诚的表现，这些已经成为三人机组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跟我的飞机已经形影不离的了，所以为它取了一个诨名，叫“巴巴拉”。
　　“复仇者”号轰炸机的飞行速度并不快，非官方的海军界以“低而慢”来描绘它。正如利奥·纳都曾经描述的那样，这种轰炸机“下降速度比它飞行还要快”。其巡航速度约每小时140海里，在航空母舰上降落时可减速至小于每小时95海里。但是，它是坚实的，而且是平稳的，它坚实而平稳得足以即使在不良的降落中也容许飞行员有一点误差。回顾飞行训练时，我从一开始就喜欢这种鱼雷轰炸机所给予的挑战，喜欢俯冲向下飞近水面以及开足马力飞行的激动场面。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同一架飞机在航空母舰上降落相比拟。开始时，它是那么令人可怕，但很快你就习惯了。“圣哈辛托”号是一条新型的轻量级航空母舰，在它的经过改装的巡洋舰船身上有一条很狭窄的飞行甲板。下降时要集中全力作一紧促转弯飞入船尾，然后沿着着陆航线飞行，并注视着信号军官是否摇动他的桨形信号工具，以便让你知道飞得太高或太低。你要是把飞行“姿态”变动一下，就会坠入海中或坠毁在甲板上——像我有一次看到的一架“女妖式”飞机的飞行员，他从关岛飞行返舰时，没有挂上舰上的着陆拦机索而坠毁。
　　我们中队在一次出击后正在进舰：首先是“复仇者”号进人，然后是那些战斗机。我已经降落了，并站在甲板上观望着，那时看到一个飞行员把他的节气阀向前紧压，试图再行升空，但失去了空速。他的飞机打了个转，直到撞到一炮位才停住。那位炮手被甩了出来，炮手的一条仍穿着鞋子的断腿就在几码远的地方颤抖着。40多年后的今天。此情此景仍在我眼前出现。
　　当此不测之事发生时，中队的另两名成员在我旁边。我们都深知战斗的风险，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失去亲密的朋友：我第一位同房间住的同事吉姆·怀克斯有一天在执行一次例行反潜艇巡航任务中一去不复返。但我们没有人看到过死亡离我们那么近，来得那么突然。有四个水兵几秒钟前还和我们在一起，仅在一次偶然的意外事件中送了命。
　　后来，为了打破紧张局面，主管甲板上船员的海军军士长走过来，大声发令道：“咳，你们这些家伙，快给我干活去。还有些飞机在上面，它们无法在这样一团糟的地方降落。”战争似乎有它自身的一套反常的逻辑。
　　9月2日早晨，6点多，我在待命室接受第二天空袭父岛列岛的最后命令。命令说，第58特遣队南飞后改为由海军上将“公牛”哈尔西管辖下的第38特遣队。这一转移计划在空袭父岛列岛后立即进行。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把小笠原群岛上敌人的简易机场和通信设施炸掉的话，日期就定在当天。
　　无需有人来提醒我们，此行是艰难的。在头一天，我们曾飞入敌方强大的空防炮火区，并损失了一架飞机。小笠原群岛距东京600英里，是一个关键性的补给和通信中心。日本人为了拖延战斗的时间，已深挖了地下掩体。我们意识到，我们越接近敌人的老巢，遇到的抵抗也就越猛烈。
　　当特德·怀特走近我，要求在此次空袭中暂代回旋机枪手时，他是知道这一点的。特德是同我有私交的一个朋友。我们两家过去在家时就彼此熟悉。作为射击技术教官，他想在实地战斗条件下检验一下装备的性能。
　　我们预定在7点15分起飞。我看了看手表对他说，“你必须快一点，只要机长同意，纳都是不会介意的，我当然也同意。”
　　在此次飞行任务中，机长是海军少校唐·J·梅尔文，他自VT—51中队成立以来就一直领导这个中队。唐·梅尔文30岁出头，是一个饱经风霜的飞行员，他知道有关海军飞机应该知道的每件事。他是一个冷静而镇定的领导者，使他中队里的青年人产生信心。战争结束之前，他已不止一次而是两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9月2日那天早晨，他明确让特德·怀特参加袭击父岛列岛的任务。利奥·纳都也应要求而作出离开的手势。
　　我们按计划起飞，先是轰炸机，然后是战斗机，有些是被弹射出去的，另一些则作全长度甲板起飞。在我套上降落伞背带后，我的飞机被吊到弹射器上。我开足马力，向弹射官做出手臂横胸的信号，然后被发射升空而去。
　　天空是晴朗的，时而飘过几块云朵，尚不能为飞行提供掩护。虽是清晨，却像太平洋的这一地区惯常的气候一样显得温暖而潮湿。飞到该岛花了大约一个小时，一路上我们一直在12000英尺的攻击高度飞行。
　　我们中队的攻击计划要求分三个组，每组以三架鱼雷轰炸机组成，先以V字形飞行，随后，当我们准备俯冲时转变为梯字队形。当我们接近目标时，从其它航空母舰上飞来的一些飞机加入了我们的队形。
　　高射炮火是我曾飞进过的炮火中最猛烈的一次。日本人早已有准备地等待着。当我们向下俯冲时，他们的高射炮紧盯着我们射击。当VT—51中队准备好进入战斗的时侯，爆炸着的高射炮火散发出浓黑的烟雾布满了整个天空。
　　唐·梅尔文打头阵，一举击中一座无线电发射塔。我紧跟着，向下俯冲成35°角，这样一个攻击的角度听起来并不大，但在“复仇者”号飞机中，就仿佛觉得你是在直往地面冲。标图束在我膝上，开始俯冲时，我已经找到了标区。在我进入标区上空时，我觉得四周都是炮火的爆炸黑点。突然我感到猛烈震动了一下，就好像一个有力的拳头嘎吱嘎吱地伸进了飞机的腹部。烟雾涌人机舱，我看到了火焰微微闪动着越过机翼的折缝，正朝着油箱徐徐蔓延。我继续俯冲，寻找目标，投下我们的四个500磅炸弹，然后拉上飞机，直奔海上。一到水面上空，我就进行降落前的平飞，并告知德兰奈和怀特进行跳伞，我把飞机右舷转动一下，以使向后的气游离开靠近德兰奈座位的舱门。
　　直到那一时刻，除了浓烟的刺激模糊了我的视觉以外，我是处于良好的状态。但是，当我进行跳伞时，麻烦就接踵而至。
　　照书本上说的，你向侧翼俯冲下去，风会马上把你从飞机上带开去。但那时出了点毛病，似乎是风在捣鬼，或者更可能是我把开伞索拉得太早，所以先是我的头部，然后是降落伞盖碰撞到飞机的尾部。这是靠得很近的一次，如果再靠近一英寸，我就早已被钩在机尾组合部件上了。而现在，那碰撞只使我的头部划破了一个深长口子，伞盖被撕破了一部分。
　　因为伞盖被撕裂了，我下落得很快，快得比我需要的下降速度还快。所有那漫长的应急训练在此时得到了报偿。第一条规则是关于在海上跳伞：降落后不要被裹在降落伞内。虽然我被碰撞得头昏眼花，但我仍在降落的时候本能地开始解开扣带，所以当我接触到水面时便轻而易举地甩掉我的降落伞背带。
　　我向四周看了看，寻找着德兰奈和怀特，但唯一映人眼帘的是我的降落伞在远处飘动。我的靠背座橡皮筏在这一区域中的某处，如果不是唐·梅尔文疾飞而下，然后上升，把橡皮筏的位置发了信号告诉我，我就永远也看不到它，更不用说我能够游向它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如果不是杜格·韦斯特驾着他的“复仇”号轰炸机以及我们的几架“女妖式”护航机的出现，即使我游到筏子那里，那筏子对我也没什么用处了，因为那时两条日本小艇已经离开岛向我驶来，准备捉我，是杜格和那些战斗机把日本人赶了回去的。此时我才可能迅速游向筏子，心里希望着它没有因下摔而损坏并放了气。幸运的是，筏子是充满着气的，于是我攀上了筏子。不幸的是，应急用的水箱被摔裂，这样我便没有了淡水。杜格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他低飞时看见我的头部在流血，就投下一个药包。我拿到了药包并在头部敷抹了点红药水。
　　然后，我检查了我的0．38口径手枪，看它是否仍可正常使用。手枪是完好无损的，它对我会大有用处。但现在我宁愿将它和50多个像它一样的东西卖掉去换一把小小的桨。风又在捣鬼了。我的中队已返航而去，把我一个人留在筏上。我正慢慢地向着父岛列岛飘去。
　　德兰奈和怀特在哪里？地平线上看不到其它黄色筏子的影子，只有万里无云蔚蓝色的晴空和涌向海岸的起伏的绿色海浪。我用手使劲地划水，但仍然不能前进一步。
　　我的头仍疼，我的臂被一只发怒的僧帽水母蜇得疼痛难忍。麻烦的是我沿途吞了几品托咸水，那意味着我不得不偶尔停止划桨而靠在一边。
　　我仍然活着，并有活下去的机会。问题是我的机组成员是否都还活着。在我发命令让他们跳伞以后，他们谁也没有什么反应。在我与海浪搏斗的时候，我记起了另外一些事：在空袭父岛列岛后，第58特遣队正在拉出这一地区去与哈尔西的舰队会合。唐·梅尔文或许已经用无线电将我的位置告诉了这一地区的友好舰船，但现实地说，如果那天什么也没有在我面前出现的话，我的好运可能就此与我无缘了。
　　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又过去了。仍没有来自岛上的任何行动迹象，日本人没有朝我这边来，但也没有什么别的朝我而来。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我的祈祷灵验了。从地平线上出现的倒并不是一条大轮船的影子，而是一个小小的黑点，仅仅在离我100码远的地方。小黑点慢慢变得大些了。先是一个潜望镜，然后是驾驶指挥塔，最后是一艘潜艇的船身从水底下浮了出来。
　　它是敌人的潜艇还是我们自己的呢？不用多长时间就会找到答案。一个长着胡子的大个子站在驾驶指挥塔的天桥上，手中拿着一样黑色金属的东西。当潜艇逐渐靠近时，才看清楚这样东西是一架小型电影摄影机。
　　来营救我的舰船是美国“长须鲸”号。摄影爱好者原来是海军少尉比尔·爱德华，他站在那里拍电影。这时，潜艇继续开到水面上来，并有六个水兵匆匆跑到前甲板上。有一个人说：“欢迎上船，”他把我拖出了上下颠动的筏子，“让我们下舱去，艇长说要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我用那发抖的大腿爬下驾驶指挥塔，进人“长须鲸”号的底舱。舱口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警报器响了，艇长发出艇下沉的命令。
　　在狭长的军官用餐室里，另外三名海军飞行员又一次欢迎我登艇。他们也是在此之前不久才被“长须鲸”号营救上来的。我默默地为我的生命得救而感谢上帝，并为我的机组成员的安全作了一次默祷。后来我才知道，杰克·德兰亲和特德·怀特两人谁也没有活下来。一个是与飞机一起坠落，另一个则是虽然跳了伞，但降落伞没有打开。
　　作为VT—51机组的一个成员，我是随着驾机飞行而产生的自由自在情感成长起来的。我是自己小组的一员，但和“长须鲸”号的官兵们生活在一起，我体验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协作关系和危险处境。
　　无论在艇上的飞行员们原来是怎么想的，“长须鲸”号并不是一艘营救船只，而是一艘巡航战斗舰。尽管我们多么想回到自己的中队去，但在这艘潜艇结束其战时巡航而在中途岛靠港以前，我们不得不耐心地等待。
　　在潜艇上等待的时光里，人们会想得很多，也会令人们从战争内部向外观察一切。在这一场空袭中，与其说我们是攻击的一方，倒不如说是被击的一方更合适些。人们谈论着战斗飞行的风险，但在飞机中，你能以炮火还击，并能耍弄些花招，而在潜艇上，你就只能在炮火下躲在金属管一样的机舱里，呼吸着不流通的空气和汗气。
　　“长须鲸”号在那次巡航中击沉了足够的敌舰吨位，使其艇长海军中校R·R·威廉斯获得了银星勋章。他和艇上的全体人员是受之无愧的。舰艇奔驰在水面时，我们遭到一架日本内尔轰炸机的袭击。在水下时，我们又遇上了深水爆炸，潜艇震动了一下，被救上来的飞行员们对艇上的人员流露出担心的神色。他们却安慰我们说：“离我们还远呢。”
　　事实上离得够近的了。为了嘉奖我在父岛列岛上所完成的任务，海军授予我一枚卓越飞行十字勋章。不过在岛上所发生的一切匆匆过去了，而在潜艇中所经受的深水爆炸，即便是十分钟，也仿佛是永恒的。
　　但我在“长须鲸”号艇上度过的一个月时间里，也有令人难忘的时刻。那里有人情味的环境；这使我与人们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也使我有机会回顾在父岛列岛上所遭到的重大掼失。我在获救六天后写过一封后来才寄给我双亲的信，信中描绘了我当时的感情。
　　我说，“我试图尽可能不去想它，然而，我却不能把对那两位飞行员的怀念从脑海中抹掉。唉！我倒是挺好的。我要再度飞行，不会被它吓倒，但我清楚我不可能摆脱掉我对这件事的回忆，并且我也不相信我会完全摆脱掉这种回忆。”
　　随后，当“长须鲸”号浮出水面给电瓶充电时，从午夜到凌晨4点值班期间，我站在驾驶指挥塔上了望四周。这是我最好的时刻。那潜艇像一只海豚一样移动着，水拍打着它的船首，海在不断地改变着它的颜色。先是乌黑发亮的，接着是闪光的白色，它使我想起家，想起我们全家在缅因州度假的日子。夜间晴空万里，明亮得令你感到似乎可以摸得着。这样的夜景真令人陶醉，多么平和，多么宁静，多么美妙，真是上帝的杰作。
　　我们依然不理解战争的逻辑——为什么有些人活下来，而另一些人还在壮年时期就死去了。但是，在“长须鲸”号的那个月，给了我时间去反思，深人地解剖自己并寻找答案。随着年龄的增长试图追忆那些曾使你成为现在的你的成长过程的时候，所寻找的成长标志就是那些领悟甚至觉醒的特殊时刻。我记得在美国舰船“长须鲸”号上的日日夜夜，就是这样的时刻——也许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刻。
　　我重新回到“圣哈辛托”号和VT一51中队是在被击落整整八个星期以后。我及时参加了攻击敌人在菲律宾的阵地及其运输船只的行动。1944年10月，美军已在菲律宾的莱特省登陆，我们中队已在马尼拉湾和吕宋地区采取了行动。我们还得到消息说：从塞班岛起飞的100多架B—29型飞机轰炸了东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三年，战争已在全面铺开。像一条绞索紧紧地绕住了日本本土列岛。
　　12月，VT—51中队由一个新的中队来换防。而我在飞行了58次战斗任务后，受命回家一趟。再没有一个比这还完美的亲人重逢场面。我是在圣诞之夜抵家的。在充满节日的气氛中，有激动的眼泪，有爽朗的笑声，有亲密的拥抱，有无限的欢乐，还有家庭的爱和温暖。
　　两个星期后，即1945年1月6日，巴巴拉和我在她的家乡纽约州拉伊的长老会第一教堂内结了婚，来自VT—51中队的一位密友米尔特·穆尔参加了我们的婚礼。
　　几个月后，我又被派往VT—153，这是一个准备进攻日本的海军鱼雷轰炸机中队。在太平洋一年半的战斗中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了我，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浴血奋战的战争。日本的战争头头们并不因为东京遭受大规模的空袭而惊慌失措。他们似乎不考虑人类生活中将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决心作全民性的自杀。
　　若干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听到有人批评杜鲁门总统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决定，我就怀疑这些批评者是否还记得那些日子，是否曾真正考虑到不这样做的后果：双方会有数百万战斗人员战死，或许还会有千百万日本平民被杀害。哈里·杜鲁门的决定不仅是勇敢的，而且是有远见的。他为世界人民和日本人民避免了一场令人难以想像的大屠杀。
　　8月中旬的一天，当总统宣布日本人已提出求和的时候，我正驻扎在弗吉尼亚大洋海军航空站。巴巴拉和我那时住在弗吉尼亚海滩。总统的通告是在下午7时发布的。几分钟内，我们附近的街道上挤满了水兵、飞行员以及他们的妻子及家人，一直庆祝到深夜，我俩也参加了。回家前，我们到附近的一个教堂去，那里挤满了另外一些人，他们正在作感恩祈祷并悼念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四年之后，战争终于结束了。
　　我们仍然还年轻，新的生活就在我们的前面，世界获得了和平，那是最美好的时刻。